ESMO Aisa2019︱KATHERINE研究国人数据公布,黄俊升&王殊教授对话中国乳腺癌抗HER-2治疗新格局

作者:肿瘤瞭望   日期:2019/12/9 14:37:16  浏览量:1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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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年11月23日,在狮城新加坡盛大举行的ESMO-Asia会议上,黄俊升教授公布了KATHERINE研究的中国人群研究队列数据,显示我国入组人群所取得的疗效与ITT人群一致,证实了新辅助治疗药敏平台对我国患者的实用性,同时也表明了T-DM1将成为国人抗HER-2治疗的新选择,为我国早期HER-2+ eBC患者的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方向。《肿瘤瞭望》于ESMO-Asia现场,特邀宝岛台湾台大医院的黄俊升教授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殊教授对话KATHERINE国人数据带来的治疗格局变迁。

王殊教授、黄俊升教授

 
《肿瘤瞭望》:KATHERINE研究是首个针对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non-pCR患者进行强化辅助治疗的研究,对临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次ESMO-Asia会议上,对该研究中国亚组数据进行了深入的报道,请您介绍一下中国亚组的数据表现以及该数据对中国患者的临床意义。
 
黄俊升教授:过去HER-2阳性乳腺癌预后较差,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等药物出现后大大改善了患者愈后,但仍有约1/4的患者面临复发风险。APHINITY研究证实对于淋巴结阳性或激素受体阴性的HER-2阳性乳腺癌,使用帕妥珠单抗和曲妥珠单抗的辅助靶向治疗能更好的降低患者的复发和死亡风险。KATHERINE研究探索了靶向药物新辅助治疗后仍有肿瘤残余灶的患者的后续治疗,证实T-DM1强化辅助治疗可以进一步降低患者复发和死亡风险。因此,KATHERINE研究对乳腺癌治疗带来的变革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我们对KATHERINE研究中中国亚组人群做了相关的分析后发现,中国亚组和ITT人群中疗效获益完全一致,与我们预期结果相同。此次我们也对中国亚组的副作用也进行了报道,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血小板减少,约有53%的患者出现,22%的患者出现≥3度血小板减少,需要进行相关处理。
 
《肿瘤瞭望》:我们注意到本次公布的国人数据中,中国亚组与ITT人群疗效是一致的,在安全性上,国人血小板降低的发生率更高,我们应如何看待这样的结果?台湾患者使用过程中以及未来大陆患者在使用T-DM1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黄俊升教授:我们在复发转移乳腺癌患者中使用T-DM1经验较多,发现国人血小板下降的程度略高于欧美。在临床试验中往往有明确的规定,若患者血小板下降幅度较大时,则考虑降低给药剂量或停药。但在临床实践中,若患者血小板下降幅度较大甚至出现出血症状,则需要高度重视。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患者血小板降低往往会在使用T-DM1后2天内出现,第8天降到最低,2周左右恢复正常。之后还可能仍会有小幅下降,临床医生需要提高警惕,并告知患者,若院外发生出血等症状,应及时返院行相关检查和治疗,如血小板输注等。
 
王殊教授:关于T-DM1使用后血小板减少的问题,我有几点不成熟意见与大家分享。因人种差异使用T-DM1发生不同副反应可能是很容易理解的。通过黄教授对KATHERINE研究的中国亚组人群的分析,我注意到部分患者因不良反应导致药物减量或治疗中断,但从HR来看疗效并无明显的差距,因此给药时长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此外,我们是否可以更早辨别出哪些患者更可能出现血小板减少,并针对性给予预防性药物,以减少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
 
《肿瘤瞭望》:T-DM1在KATHERINE研究中表现是有目共睹的,作为首个抗HER-2乳腺癌的ADC药物,在国际上先后取得了晚期治疗和辅助治疗的适应症,请您二位谈谈其作用机制和优势所在。
 
王殊教授:作为临床医生我们更关注临床数据,T-DM1从晚期到早期新辅助后的升阶辅助治疗,全程可以用“惊艳”两字来形容,在KATHERINE研究中患者iDFS的明显升高与其作用机制密不可分。T-DM1是一种靶向抗体偶联药物,除了有直接针对抗原抗体反应的免疫作用外,还有旁观者效应,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疗效。
 
另外,T-DM1除了在晚期和新辅助治疗后的强化辅助治疗外,一些其他领域的小样本研究中也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如三阳性乳腺癌患者单药使用T-DM1可以获得45%以上的pCR。所以,通过对其作用机制和研究效果的分析,我认为T-DM1还有非常多的探索空间。
 
黄俊升教授:T-DM1就是靶向药物曲妥珠单抗与化疗药物美登素结合产物,进入人体时不会对人体正常细胞发生任何作用。T-DM1接触到HER-2阳性癌细胞时,药物靶向部分会特异性结合癌细胞,使癌细胞包裹吞噬T-DM1,在溶酶体作用下释放DM1,毒杀癌细胞。所以该药物仅对HER-2阳性癌细胞靶向作用,对其他的细胞比较安全的。
 
众所周知,通常抗HER-2靶向药物联合化疗药物有比较好的效果,但长期使用化疗药物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不可耐受副作用,如紫杉类药物的神经毒性,使患者会出现手脚麻木等副作用,一旦患者不耐受则不得不停药处理。相对而言,T-DM1可以给患者提供更长时间的、更安全的化疗治疗,这也是其优点之一。
 
《肿瘤瞭望》:KATHERINE研究不仅奠定了T-DM1在新辅助治疗后non-pCR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进行辅助治疗的地位,也赋予了新辅助治疗药敏平台的意义。在KATHERINE研究之后,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的治疗格局有何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做好这类患者的药物选择?
 
黄俊升教授:如上所言,既往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愈后较差,曲妥珠单抗的出现大大改善了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预后,而后续的一系列研究的改善幅度有限。KATHERINE研究提示我们,对新辅助治疗non-pCR的患者使用T-DM1,其愈后可以大幅改善,复发风险可以减少50%。因此,对于肿瘤>2cm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可先考虑给予患者靶向联合化疗的新辅助治疗,以期达到pCR;若新辅助治疗后non-pCR,则在后续治疗中使用T-DM1,相信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效!
 
王殊教授:T-DM1一定会改变乳腺癌抗HER-2治疗领域的格局。随着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T-DM1等药物的出现,这类患者的用药线序也在不断的变化,最终目的是给患者一个最优的选择。何为最优?就是要将更高危的患者筛选出来给予更强化的治疗。之前,我们也在不断尝试,如APHNITY研究中筛选淋巴结阳性、ER阴性患者,并看到此类患者和整体人群相比有一定获益,但增加幅度并不是很大,因此无法作为生物标记物。
 
而在KATHERINE研究中,结果显示抗HER-2新辅助治疗后non-pCR的患者,后续强化使用T-DM1辅助治疗,三年iDFS增加了11%,是难以置信、既往开来的优效结果。该研究一方面证明了T-DM1效果惊人,升阶治疗非常成功。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治疗理念的变化,在新辅助治疗阶段使用pCR作为一个生物标记物,去筛选更高危的患者进行强化治疗,给我们带来了治疗理念和格局的改变。正如黄教授所言,我们会更愿意把患者放到新辅助平台上去筛选non-pCR的高危患者,并给予其强化治疗,以期获得更好的疗效。

版面编辑:洪山  责任编辑:卢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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